本周四（3月22日），美联储公布货币政策决议，大概率加息25个BP。中国央行是否将跟随上调利率受到关注。

综合多位受访人士观点来看，目前市场主流预期是，央行公开市场操作利率上调5-10个BP。当然也有分析人士认为，存款基准利率存在上调可能，不过这一观点争议较大。

“中国央行加息与否关键看我国自身的情况。美国加息带来的汇率变动可能对资本流动造成影响，但是当我们在管理资本流动方面有比较成熟和有效的做法时，可能货币政策这方面考虑会少一些，而更多关注其他方面需求。”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连平称。

无疑，在货币政策调控从数量型工具向价格型工具转变的过程中，市场对利率调整愈发重视。不过当前来看，实现纯粹价格型调控还需时日，未来较长一段时间都将是数量型与价格型工具并重。

争议“加息”

市场对美联储加息早有预期，而中国央行如何操作无疑为关注焦点。

早在2018年3月7日，央行完全对冲当日到期MLF时，便有人注意到，3月16日还有一批MLF到期，此情形与2017年12月颇为类似。

因此有分析人士认为，央行或在美联储议息之时操作MLF，加量又加价。不过，3月16日央行便进行了MLF操作，加量不加价，市场预期落空。

目前，美联储加息几乎是确定性事件，但是中国央行如何应对仍具不确定性。中信证券固收首席分析师明明认为，央行可能会调整OMO（公开市场操作）利率，等到4月份再跟随上调MLF。“目前主流预期是，公开市场操作利率上调5个BP。”光证资管首席经济学家徐高称。

徐高说，上次央行也是跟随美联储做了小幅上调，反映稳定人民币汇率的态度，因为美联储加息后，如果不动可能会引发资本流出。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梳理发现，2017年美联储于3月、6月、12月三次上调利率，每次上调均为25个基点。中国央行在2017年3月、12月均有跟进，幅度分别为10BP、5BP，不过6月并未跟随上调利率。

徐高同时指出，从当前的经济和汇率状况来看，中国央行可以选择加也可以不加。“现在国内经济增长势头逐步放缓，银行间市场利率水平在小幅走低，加与不加都可以。即便加对金融市场也没有实质影响，因为公开市场操作利率上调之后，其实也比现在市场利率要低。”

亦有观点认为，央行或会调整存贷款基准利率。华泰证券首席宏观分析师李超称，央行大概率放弃使用MLF进行加息操作，可能就官定基准利率跟随加息一次。一是中美利差随国债利差不断收窄；二是2月通胀已经逼近3%央行加息阈值；三是国内经济表现超预期，为调整官定基准利率创造了空间；四是市场存贷款利率已先于官定基准利率上行，央行提高官定基准利率仅是一个确认的操作。

“如果上调存贷款利率会是一个超预期的事情，上调存贷款基准利率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会比较明显。”徐高称。

价格型调控转型

随着货币政策调控向价格型工具转变，央行政策利率的受关注度越来越高，市场影响力也正进一步增强。

2018年政府工作报告9年来首次未设M2（广义货币）增长目标，也被认为是货币政策向价格型调控转型的表现。“今后大家的关注点可能逐渐从广义货币的数量变化，慢慢转到对于价格的关注，到底市场上这个价格在什么水平，通过统筹考虑价格水平和通货膨胀率来看待货币政策是松是紧。”周小川称。

他在日前出席二十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时强调，中国将继续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中性的货币政策，推动货币政策调控从数量型工具向价格型工具转变。

纵观国际市场，多国央行逐渐放弃了以存款准备金制度为核心的数量型货币政策，转而采用了利率调控模式。其中，美国货币政策中介目标实现从M1到M2、再到联邦基金目标利率的转变；欧央行构建了利率走廊操作等。

海通证券姜超认为，货币政策从数量型转向价格型转变有多方面原因：一是数量型货币政策逐渐失效；二是利率传导机制逐渐完善；三是货币政策目标有所转变。

“根本原因来自货币政策目标的转变，即由稳增长和防通胀的‘总量问题’，逐渐转向去杠杆和防风险的‘结构问题’。数量型政策可以通过调控货币数量来解决总量问题，但无法解决结构问题。因此，价格型货币政策逐渐取代数量型，尤其是宏观审慎政策框架确立之后，双支柱的调控体系对于防范系统风险，降低杠杆率起到了重要作用。”姜超称。

徐高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，未来相当长时间内，货币政策数量、价格工具并重。因为纯粹靠价格调整的一个前提条件是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比较顺畅，各个主体都要对利率敏感，根据利率来调整行为，但是现在货币政策利率传导路径上，还有一些不是完全市场化的主体，对利率的敏感性不强，所以光靠利率还不够，还必须辅以数量型工具。

连平认为，利率市场化还要继续向前推进，并不是说放开存贷款利率上下浮动限制就完全实现市场化了，未来商业银行利率体系要更多地由市场化调节，行政手段确定利率的做法要逐步退出。“总体而言，央行调控整个市场政策利率的体系，以及市场运营体系都需要进一步构建。”

（编辑：包芳鸣）